對我國經濟轉型期增長潛力的再認識(上)

分析和認識現階段我國經濟的追趕空間和增長潛力,不僅是個學術問題,也涉及到我國發展目標和調控政策的制定。客觀分析我國增長潛力需要綜合考慮到追趕規律、技術背景變化和具體國情、國際環境。在宏觀經濟管理中需處理好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傳統動力與新動力、政府與市場等重大關係。

張軍擴 吳振宇

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降。2017年經濟顯現企穩跡象,GDP增速有望高於上年。經過長時間調整,經濟穩定在中高速平台的有利因素在增多,但還面臨槓桿率高、需求不振、信心不穩等困難,增長前景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在此輪增速下降的過程中,經濟運行的動力、結構和內外環境發生顯著變化,中短期分析框架已不能給出有效解釋,需要放在增長階段轉換的背景下進行分析。在增速開始下降的階段,學術界曾就增長階段轉換的機制和潛在增速等問題展開熱烈討論。隨著增速逐步企穩,未來我國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中高速增長的觀點得到廣泛認可。然而,此判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近兩年經濟增長的現實表現,理論分析的基礎仍需進一步加強。同時,前期理論研究中的發現和爭論也需進一步探索。正因為理論分析還不夠深入,在現實經濟工作中,對未來增長前景的估計容易受到景氣狀況的影響。景氣狀況好,則對未來信心就足;景氣轉差,信心就會動搖。

過去幾年,中央也對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新特徵適時歸納概括,先後提出“三期疊加”“新常態”“轉向高質量發展”等重大判斷。這些判斷中強調的一個主題就是增長或發展階段的轉換。從理論上深入研究階段轉換對增長潛力的影響是理解和豐富中央經濟工作思想的應有之義。實際上,最近幾年經濟現實的變化也為理論分析提供了新的啟示。

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既體現出後發追趕型經濟的基本規律,也會體現出技術進步和國際環境的影響,還會體現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情特點。綜合各方面的因素,將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統一起來,對於科學認識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增長規律,處理好經濟運行中的重大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發展水平是決定追趕型國家增長潛力的基礎性因素

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的發展是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化現代國家的轉變,同時也是從吸收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到自主創新的後發追趕過程。工業化規律、追趕規律是分析增長階段轉換中潛在增速的主要理論根據,而其核心變量則是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

前期的學術討論主要是從上述思路出發,其中兩類觀點最具代表性。一是中國經濟增長前景與比照於發達國家人均GDP的相對水平關係密切。從東亞經濟體發展經驗看,相較美國我國人均GDP水平較低,提升空間巨大,未來仍可保持較長時期的高增長。二是從國際經驗看,經濟發展中不變價的人均GDP絕對水平對需求結構,進而對經濟潛在增速有重要影響。我國已經達到增速出現轉折期的人均GDP絕對水平,所以潛在增速會出現台階式下降。

上述兩種觀點都準確地將分析起點落到人均GDP水平上,並將理論分析與國際比較結合起來。但是,由於選擇的指標和視角不同卻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論。需要指出的是,關於增長前景的分歧並非只在理論分析和國際比較中顯現,上述兩種觀點均可在現實經濟中找到相關證據。比如,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居民消費、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存在顯著差距,似乎意味著可將發展空間轉化為較快的經濟增速,從而支持第一種觀點。與此同時,最近幾年傳統產業弱化、投資信心不足,經濟增速持續回落,似乎又支持第二種觀點。

實際上,矛盾形成的關鍵不在於是選擇了人均GDP絕對水平還是人均GDP相對水平,而是因為在應用國際經驗時,沒有考慮不同時代技術背景變化對GDP絕對和相對水平內涵的影響。

(一)技術前沿固定時,從相對和絕對水平出發會得到同樣分析結論

1.人均GDP絕對水平決定居民需求結構和投資行為,進而影響追趕型國家的潛在增速

人類需求滿足是生理現象,存在從基本生存需求到高級精神需求的遞進關係。比如,先要滿足基本的吃、穿、住、行,而後才會更多考慮旅遊、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需求。隨著收入水平提高,需求變化帶來的產業升級呈現出一定規律性。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上世紀70年代,對57個國家三大部門在總需求中的佔比進行研究,認為其變動趨勢與人均GDP水平存在確定的相關性。

不同需求結構要求的生產體系不同,其內含的技術進步和積累模式存在差異。比如,居住和出行所需要的產品為房屋和汽車,配套生產體係為資本密集度高的重化工業。處於此類需求快速增長的階段,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同時以較快的速度推進,從而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當此類物質性需求穩定後,進入旅遊、教育、文化等生活性服務業快速發展的階段,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速度放緩,潛在增速會逐步回落。

2.人均GDP相對水平影響後發國家的追趕空間和技術引進潛力,從而影響潛在增速

從供給角度看,人均GDP往往代表了勞動生產率。除了技術前沿國家,勞動生產率提升並沒有階梯性的制約。與消費結構升級不同,後發國家引進生產技術時,既可以從低端開始,也可以直接進入中高端,不存在順序上的剛性約束。比如,電視技術出現要晚於汽車,但發展中國家可以先引進電視生產設備再引進汽車生產設備。再比如,火車運輸技術是從普通鐵路發展到高速鐵路,但後發國家可以直接引進高鐵。國際經驗表明,與前沿國家的人均GDP差距大,後發國家可以同時引進的技術和產業就會更多,實現擠壓式或追趕式增長的強度就會越高。

3.人均GDP相對水平對潛在增速的影響存在作用的窗口期

由相對水平差距決定的追趕空間按什麼樣的節奏轉化為潛在增速,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追趕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當追趕型國家處於物質性需求快速增長的階段,通過技術引進促進經濟增長的空間就較大。當其處於服務性需求快速增長的階段,通過技術引進促進經濟增長的空間就會變小。這是由於,需求結構不同會影響到產業投資強度和技術轉化模式。製造業投資強度大,技術進步可通過設備投資實現;服務業投資強度低,技術進步只能更多依靠人力資本提升。圖1顯示了2015年30個國家相對於美國人均GDP的差距以及自身GDP增速的對應關係。從顯示的樣本中可以看到,人均GDP在美國20%—30%以下的國家更有可能取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些國家主要是中等收入國家,物質性消費快速增長,工業佔比處於高位。而處於高收入的國家,無論相對水平是美國人均GDP的40%、50%或80%,其經濟增速並無趨勢性變化。這說明人均GDP相對於前沿國家達到一定水平後,其對應的追趕空間對潛在增速的影響會降低。

4.靜態分析時,人均GDP的相對和絕對水平是統一的,共同決定著追趕的空間和潛在增速

在前沿國家發展水平固定的情況下,後發國家人均GDP的絕對值和相對值一一對應。絕對值從需求結構的意義上,相對值從技術引進空間的意義上,共同決定著後發國家的追趕空間和潛在增速。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前沿國家不發展,由於後發國家自身的發展,其人均GDP水平提高後,隨著需求結構變化、技術引進空間變化,潛在增速也會發生相應改變。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理論上說,一定的發展水平與一定的潛在增速也是一一對應的。靜態情況下,無論是從相對水平還是絕對水平出發,通過理論分析和國際比較得到的結論應該是一致的。

然而,正如在本節開始時所指出的,在國際比較中往往涉及歷史時期改變和前沿國家自身的發展。這種改變從增長分析的抽象意義上看,主要體現為後發國家面臨的技術背景不同。正是由於沒有考慮到技術前沿的進步,立足於絕對水平的國際比較往往低估發展潛力,而立足於相對水平的國際比較則往往高估發展潛力。正確認識發展水平對追趕空間和潛力的影響,需要從靜態的分析進入到技術背景變化的動態分析中。

(二)技術背景變化,絕對或相對人均GDP水平所對應的增長潛力不同

由人均GDP相對水平和絕對水平歸納分析出的增長規律在技術背景變化的動態分析中,不能簡單進行國際比較,需要根據情況具體分析。

1.技術進步後,同樣人均GDP絕對水平所代表的需求和生產結構發生變化,簡單國際比較會低估增長潛力

從人均GDP絕對水平看,不同歷史時期即便是可比價的消費水平,其結構也會發生改變。雖然從物質消費向服務性消費,從低端消費向高端消費升級的基本規律沒有改變,但是其具體構成會隨技術進步而變化。比如,同樣是滿足居住需求,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和當今中國,在住宅中配置家用電器的品種和數量就會有很大差異。按可比價人均GDP絕對水平計算,當前我國與上世紀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中期的韓國相似,都處於經濟結構變化、增速下降的階段。但是,由於過去幾十年間技術水平的進步,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了更多的新技術、新產品。相比於日韓同等發展階段,我國在新產業的發展方面強於當時的日韓,但在一些傳統領域的發展仍顯不足。比如,日本在1974年增速轉換時,城鎮化率為56.8%;韓國在1997年增速轉換時,城鎮化率為79.7%。而201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1.3%,但戶籍人口僅為34.7%,城鎮化蘊藏的傳統動力仍還沒有充分釋放。

從供給角度看,技術進步會對滿足消費的生產結構帶來影響。比如,PVC等新型化工材料的引入就會對原有傳統金屬材料形成替代,電子技術的發展使家用磁帶錄音機、傳統相機等產業消失。技術進步的節約效應引起投資減少,使傳統需求對增長的帶動作用降低。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帶來產品成本縮減,這將會擴大同等收入水平下居民的消費量。這些技術背景的變化,提醒我們利用人均GDP絕對水平分析增長階段轉換和未來增長潛力時要考慮結構性因素。

人均GDP絕對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受技術進步影響,無論是需求還是產業結構都存在差異,具有重大政策意義。與日韓同處於按人均GDP絕對值計算的增速轉折期時,我國傳統需求和產業發展成熟程度會低於日韓。由於傳統需求和產業具有較高的經濟拉動力,這可以解釋為何我國轉換期增速下降幅度低於日韓,或者說增長的潛力高於日韓。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增速轉換時,我們仍能觀察到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和消費等領域普遍存在的供給不足。

2.由於前沿國家發展,同等人均GDP相對水平,更晚發展的國家將有更高的人均GDP絕對水平,簡單國際比較會高估增長潛力

隨著前沿國家技術進步和發展,雖然具有同樣的人均GDP相對水平,但更晚些的追趕型國家會有更高的人均GDP絕對水平。正如前節指出的,當人均GDP絕對量達到一定水平後,服務需求比重明顯上升,由相對差距代表的追趕空間並不一定能轉化為較高的潛在增速。根據麥迪森估計,我國當前人均GDP相對美國的水平與日本上世紀50年代初相對美國水平相當,但並不意味著我國會像日本一樣在當前的水平上仍可再高速增長20餘年。因為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美國又發展了60多年,同樣相對水平對應的絕對水平大幅提升。實際上,1955年日本經濟指標恢復到二戰前水平,被認為是戰後高增長的起始年份,而我國當前已經增長了30餘年。當我們利用國際經驗時,由於前沿國家發展和技術進步,實際上已涉及到了追趕問題的動態分析。而在動態分析情況下,人均GDP絕對水平與相對水平不再是對應關係了,就形成了國際比較分析中的矛盾。

綜合來看,靜態條件下絕對水平分析可能低估了我國未來增長的潛力,相對水平分析可能高估了我國未來增長潛力。雖然按人均GDP絕對水平的國際經驗我國已進入增速轉換期,但技術進步的歷史背景使我國有了更好的增長條件。雖然按人均相對水平的國際經驗,我國相對美國仍處於較低水平,但由於物質性消費已充分發揮,不可能長期處於高增長水平上。同時考慮到相對水平和絕對水平,僅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增速出現轉換後,潛在增速應高於日本上世紀70年代初和韓國90年代中期增速轉換後的水平,並低於日本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國情特點和國際環境也會影響到增長潛力

(一)從國情特點看,我國在增長階段轉換後有更高的潛在增速

中國作為體量巨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在追趕進程中具有自己獨特的國情,增長階段轉換後可爭取實現更高潛在增速。

1.從計畫到市場的轉軌特徵使我國在增長階段轉換後,擁有更多制度改進紅利

中國是一個從計畫到市場的轉軌經濟體。伴隨市場深化,我國實現了高速增長。階段轉換後,市場繼續深化仍有很大潛力。一是我國仍有大量生產資源未能充分進入市場。比如農村宅基地和建設用地的經濟價值還沒得到充分開發。二是受所有制改革滯後影響,銀行、國企還沒有充分發揮出市場主體應有的效率。三是壟斷和基礎領域未充分開放、生產效率低下,從而拉低經濟整體效率。四是隨著服務業加快對外開放,國內生產、流通領域技術進步將提高總體經濟效率。最後,市場化過程對居民經濟意識和行為的影響是逐步展開的,中西部地區正更多地受到商業文化的影響,這將通過微觀主體更加市場化的行為影響到未來增長潛力。

2.市場空間巨大,為我國培育新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了有利條件

我國與日、韓以及台灣省的重要不同在於內部市場巨大。如果戰略措施得當,這將對培育新產業和提升國際競爭力起到重要作用。從供給角度看,韓國、台灣在高增長階段,始終沒有像日本一樣成為全球性生產平台,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體量太小、生產資源有限。OECD通過數量化測算,認為中國在2005年已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生產平台。東亞各國已將各自中間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從日本轉移到中國。這種全球生產體系節點性地位對產業發展、競爭力提升帶來重要機遇。國內市場大,可通過規模優勢降低新產業的進入成本,並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比如,百度、阿里等企業在中國的快速發展,主要受惠於廣闊的國內市場。在高增長時期,我們廣泛使用市場換技術的戰略。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可更多依靠巨大的國內市場分攤科研和開發費用,提高創新性產業的競爭力。

3.城鄉和區域間發展不平衡,蘊藏著經濟增長新動力

東、中、西部經濟不平衡是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但也為產業在國內轉移、延長生命週期創造了條件,進而拉長後發優勢釋放的時間。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雁行模式,一些生產環節先是在日本,而後轉移到韓國和台灣省,過去數年間又轉移到中國內地。對於小國來說,隨著人均GDP提高,要素成本上升會迫使產業和企業跨國境轉移。但是,我國不同區域間的產業轉移則發揮了協同優勢,更有利於經濟持續增長。

我國城鄉間生產要素市場化水平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存在明顯差距,顯現二元發展特點。廣大農村地區既有大量未充分市場化的生產要素,又存在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當前,可調整工業化傳統思路,通過城市可移動生產要素(資金、技術)向農村不可移動生產要素(土地)的轉移,在提高農村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同時,充實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來源,釋放廣大農村地區發展潛能。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體量大、外溢性強等特點也會對我國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一是國內需求會明顯抬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我國發展形成制約。二是作為生產大國,國際市場需求空間相對不足,制約了我國產能擴大和釋放。三是由於人口多、體量大,增長階段轉換後,一兩個高增長行業難以支撐起中高速經濟增長,需要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創新和突破。

(二)國際環境變化,為我國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

後發經濟體的追趕是在不同國際經濟環境下實現的。二戰後幾十年間,國際經濟格局、產業特點、技術狀況發生巨大改變。如果漠視國際發展環境的差異,就很難將歷史經驗科學地適用於當代中國。

1.國際經濟格局出現重大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超過發達國家,將提供新的需求空間

上世紀90年代後,世界經濟增長引擎逐步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2003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一半以上貢獻來自於非經合組織成員。本世紀的最初10年,有83個發展中國家人均經濟增長率超過經合組織成員的兩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對全球貿易增長和資金流向帶來重要的影響。過去20年間,世界商品貿易擴張了近4倍,而南南貿易則劇增10倍以上。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工業化,明顯擴大了全球需求空間,有利於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

需要強調的是,中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積極表現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的經濟增長。OECD研究表明,過去十幾年間,中國的資源進口增加了這些國家的收入,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幫助它們克服了發展瓶頸。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資金和技術往來深刻地影響著中低收入國家的發展並對我國的發展形成正向反饋。

2.互聯網和其他新技術的發展,為我國實現更高潛在增速創造了條件

國內外新技術進入爆髮式增長的階段。互聯網、通訊、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發展使後發國家可以繞開發達國家企業先前設定的技術壁壘,直接進入國際新產業。我國騰訊、比亞迪等公司的發展壯大,都是借助於技術進步帶來的新機遇。製造業領域的互聯網改造,可以釋放出新增長空間。傳統服務領域技術進步速度慢,隨著服務業佔比提高,將影響到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速度。然而,通過互聯網對就業、銷售、家政等服務領域的滲透,可大幅提高其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益,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新動能。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12年中國研發投入佔GDP比重已經超過歐盟平均水平。2006年,中國PCT專利申請量只佔美國的7.6%,到2016年專利申請量已佔到美國的76.4%(見圖2)。這些變化都反映出新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升。

3.全球價值鏈調整增加了我國開拓國際市場的壓力

國際金融危機後,提高實體經濟競爭力成為各國結構調整的重要議題。能源革命帶來生產成本大幅下降,智能製造、機器人技術快速發展,共同打開了發達國家製造業的新優勢和新空間。在“再工業化”浪潮下,發達國家一方面把持高端製造業,另一方面在中端市場重建競爭力。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受中國出口導向戰略成功的鼓舞,集中優勢力量發展製造業,廣泛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外部投資,利用低成本優勢在世界市場中搶佔中低端份額。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雙邊擠壓”下,我國出口競爭優勢受到較大侵蝕。另外,近兩年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的政治氛圍使發達經濟體對製造業崗位流失和市場份額下降更為敏感,並採取各種貿易壁壘保護其國內市場。國際市場競爭加劇和逆全球化思潮都會對我國未來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張軍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振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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